红雁
林维雁
一
林维雁（女）（1924.9—1949.4）衢县樟树潭人，1924年9月，出生在上海。她出生时正好是大雁南归，菊花盛开的季节，在上海任家庭教员和日语翻译的父亲林科棠给她取名维雁，奶名守菊。她出生不久，便随母亲方海莲回到衢县樟潭老家。
林维雁的祖籍在浙江衢县樟潭古埠。祖父林登洲在樟潭码头经营木材生意，伯父林科汇毕业于衢郡中学堂，曾任樟潭小学教员。1942年抗日战争期间，他在衢州航埠石头山上为抢运抗战物资被日机炸死。父亲林科棠，字联辉,1906年进入樟潭小学求学（今衢江区实验小学），1908年考入衢郡中学堂（后改为省立第八中学），1934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教育系，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并先后在衢县樟潭小学、衢州中学、衢州师范、衢县县立初中任教。
林科棠对子女的教育非常用心，他坚决反对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嘱咐妻子要像男孩子一样教育林维雁，不许涂脂抹粉，不许扎耳孔戴耳环。每次他带林维雁去看越剧回来，都叫女儿学翻筋头，他对林维雁像男孩一样顽皮和淘气的个性，不仅宽容，而且鼓励。这样的教育方式让林维雁养成了吃苦耐劳、勇敢和顽强的品格。
从林维雁懂事起，身为教员的父亲，便开始教她识字、背诵古诗。1930年9月，6岁的林维雁进入樟潭小学（今衢江区实验小学），开始正式求学。父亲林科棠经常在课余时教她学唱昆曲，陪伴她体育锻炼，介绍她阅读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卖火柴的小女儿》《一千零一夜》等。阅读中外儿童文学作品，使她增长了知识，开拓了视野，并养成了正直、善良、好学、上进的性格，虽说是一位女孩，但她说话做事的风格就像小男子汉似的，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6年，父亲去金华中学任教，全家人同往，林维雁便转学到金中附小完成小学学业。1937年夏，“七七事变”爆发，一家人又回到衢县。1938年春，父亲林科棠应聘到衢州中学任教，担任国文老师。由于衢州处于战略的重要地位，日本飞机经常轰炸衢州机场，衢州中学也成为日本飞机轰炸的目标，他们用机关枪扫射机场附近衢中的男女生宿舍，学校被迫停课迁移到乡下。为了躲避日寇的轰炸，林科棠带领一家人避居到遂昌境内的中游村。这里山高林密，景色优美，这进一步加深了林维雁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在此期间，父亲给她讲授具有爱国情怀的唐诗宋词，短短五个月，她就写了100多篇学习心得。十三岁的少女，她毫无畏惧，每天独自一人跑15里的山路到邮政代办点取回父亲订阅的报纸。晚餐后他们一家人会聚在清油灯下谈论抗日形势。一次，林维雁受到启发，写了一首叫《飞机歌》的儿歌，父亲高兴地给它配了曲，并通过小女维凤之口在当地小朋友中传唱，歌词最后一句是“飞呀飞，飞呀飞，飞去打日本”，这首儿歌是她的首创之作，表现了一位少女读书明理、爱国救国的思想情怀。
1937年9月，林维雁考取省立衢州中学初中部。此时，她在遂昌结识的亲如姐妹的程姓女士也考入衢州中学，别后重逢，非常兴奋。几年前，程女士在遂昌便积极协助来自上海的宣传抗日大学生，并加入了抗日救亡工作，不久被抗日民族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组织)吸收。学习期间，她们常常在一起交流救国策略和抗战形势。长期的接触和交谈，使林维雁在思想上萌发出共产党是抗日队伍的认识。
1938年8月，林维雁随父母从遂昌回到衢县，父亲应聘到衢州中学师范部任教。
1941年7月，林维雁初中毕业。8月，考入衢州中学高中部。
二
1944年8月，十九岁的林维雁又以同等学历的资格考入从上海内迁到闽北建阳的国立暨南大学中文系。抗战时期交通受阻，她和同窗好友叶味真、章佳英不畏艰难、跋山涉水赶到暨大就读，为的是读书救国。林维雁进入暨大后，除了学习主课外，便全身心地扑在图书馆内，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积极参加校内师生组织的各项进步活动，并加入“中国文学研究会”。该会是由进步名师指导的以中文系学生为主的学术组织，主要以学习《鲁迅全集》和前苏联进步文化思想为主，还会学习马列有关著述，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和爱憎分明的精神对她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林维雁在校期间结识了学校教育系的女学生郑晶莹。郑晶莹是台湾籍人，随着接触的增多和认识上的一致，她们像姐妹一样无所不谈。从郑晶莹的倾诉中，她了解到甲午战争失败后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把祖国的宝岛台湾割让给了日本，致使台湾人民遭受日本军国主义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日本人掠夺宝岛资源，屠杀奴役宝岛人民，实行暗无天日的血腥统治，林维雁听了这些消息义愤填膺。
1945年抗战取得了胜利，台湾回归了祖国，普天同庆，胜似姐妹的两人高兴得拥抱在一起，热泪盈眶地欢跳起来。
三
1946年10月，暨大师生随校复员回到上海。同年12月24日傍晚，在北平东单广场发生了驻华美军士兵光天化日之下强奸北大女生的施暴事件。江文焕等北大学生，迅速联络北平各大专学校学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游行，消息很快传到上海及全国各地。郑晶莹和林维雁带头在校内组织学生集会，怒斥美军在中国土地上的暴行。并组织青年同学上街游行，抗议美军的暴行，高呼“沉默就是耻辱”。还组织成立“暨大抗议美军暴行委员会”，郑晶莹和林维雁分别担任正副主任。从校内到校外，她俩带领全校女生列队走向上海各条大街，沿途高呼“抗议美军暴行!”“美军滚出中国!”等口号，得到了上海市民的广泛支持。
通过抗暴斗争，地下工作者郑晶莹深入地了解了林维雁反帝爱国、正义刚强、敢说敢为的思想行为和嫉恶如仇的女侠性格。林维雁也在运动中对郑晶莹高超的组织才能，以及对她生活上的帮助及关爱，从心底里萌发出崇敬和感激，但始终不知道郑晶莹的真实身份。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及全国各族人民的反对，悍然发动内战，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内战爆发后，物价一日数涨，官员贪污成风，到处抓兵抽丁，民不聊生，国民党统治区内一片黑暗。“要吃饭，要和平，要民主”的呼声和斗争日益高涨。当时上海的大学生一天的助学金只能买两根半油条，于是上海各大专院校的学生纷纷走上街头高呼“我们要和平，不要内战”，声音响彻云霄。
四
1947年5月20日，上海22所大专院校联合选出的“上海学生请愿代表团”赴南京向教育部请愿，沿途高呼“我们吃不饱!”“我们要求增拨教育经费!”“我们反对内战，我们要提高助学金!”“代表请愿不成功，我们全体学生到南京去!”途经之处，群情激奋，火车站里热火朝天。
送请愿学生的队伍返城时进行了示威游行，途中遭到上海当局武装警察、骑警的阻拦，一马当先的暨大队伍中的郑晶莹、林维雁、陈璧君三人挺身而出。此时，来自台湾的几位公费生识破骑警的座骑是来自日军的战马，他们牵住马绳，用日语命令马转圈，奔跑！马果然听令行动了起来，马警一个个翻滚下来，哇哇嗷叫，此时只听到“冲呀”一声高呼，游行队伍冲破了第一道关卡，奔向前方。他们行进一段路后又遭到警察拦阻，这时郑晶莹、林维雁等三位女生向警察问话“我们学生吃不饱，向政府请愿，有什么不对？你们为什么要和我们作对？你们的工资养得起老婆孩子吗？你们的孩子吃得饱吗？”一系列义正词严的问话让警察低下了头，无奈地回答说：“我们也是奉命行事，我们也是为了饭碗。”经过这一场问话，警察让开了道。游行队伍决定向外国人居住较多的延安路绕行，用校车开道，开启高音喇叭，用英语播放“美国军队滚出去!”的口号，同学们齐声配合。
同日，上海、南京、苏州等16所高校的请愿代表团到达南京，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造成流血事件，此即震惊全国的“五·二О”惨案，当晚赴南京请愿代表回到上海，翌日即向各校学生传达“五·二О”惨案的情况，大学生群情激奋。平津地区各校也派代表来沪商讨对策，反抗国民党残暴统治，酝酿全国规模的抗争，并成立地下组织“全国学联”。6月2日如期在全国举行总罢课。一场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反帝爱国、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风起云涌，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史称“五·二О运动”。5月30日,毛泽东在《蒋介石政府已处于全民的包围中》一文中，对“五·二О运动”作了高度评价，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第二条战线，就是伟大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
五
“五·二О运动”后，国民反动当局如临大敌，派警察、宪兵、特务、便衣封锁包围暨大等高校。学生走出校门就被抓被打，他们试图把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镇压下去。在此情况下，林维雁等人爬到围墙上观察动静，见这些家伙日夜不离，便对他们进行攻心，不厌其烦地问：“肚子饿不饿?我们学生手无寸铁，只不过要求吃饱饭，有什么罪？你们为什么对我们虎视眈眈，视如大敌？”有的警察被感动了,偷偷地说：“当局要抓你们了，你们要小心……”
为了挫败反动当局的镇压，学联领导秘密动员一些骨干学生暂时撤离学校，郑晶莹问林维雁要不要离开，林维雁慷慨回答：“我不走，我不怕!”说完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郑晶莹坚定地说：“我也不走，我们坚决和广大同学在一起!”
六
来上第一课的是上海市长吴国桢，他以学者的模样走上讲台，用假惺惺的语调作开场白，说同学们受惊了，你们都是国家的栋梁，在这里要好好学习。话音刚落，复旦女生葛嫱月就说：“吴市长，你这就是‘猫哭老鼠，假慈悲’啊！”话语一出，引起一阵哄堂大笑。接着，林维雁等同学的提问如连珠炮似地响了起来。监管的便衣特务一看局势不妙，便凶狠地吼了起来：“现在听吴市长讲课，不要提问!”学生立即发出反抗声：“吴市长，这叫法西斯统治!什么叫自由?连发言的自由都没有。”吴国桢见此情况，没法继续上课，摇摇头走了。
第二个来讲课的是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他觉得吴国桢软的一套不行，必须杀气腾腾地把学生震慑下去。所以，他一上来就说“要识相一点”“不然老子对你们不客气。”接着讲国内形势，他说内战就是共产党挑起的，国民党不得不还击……话音一落，一学生就反问：“那为什么我们只看到国军打到延安，却不见共军打到南京来?”宣铁吾一介武夫，不堪大家提问，恼羞成怒地拍起桌子，破口大嚷道：“你们都是共产党，老子把你们拉出去枪毙了!”
这时，个子瘦小、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的林维雁猛地站了起来：“宣司令，别急，你说我们都是共产党，你把证据摆开来，证据确凿再枪毙不迟!”一石激起千层浪：“你们凭什么抓我们来监禁?”“劝国共两党不要打内战不对吗?”“要求吃饭有罪吗?”质问声又像连珠炮似地在所谓的课堂上响起来，宣铁吾被责问得张嘴结舌，理屈词穷。最后只得把责任推到主子身上：“兄弟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蒋委员长叫我抓就抓，叫我放我就放。”言毕，又灰溜溜地走了。从此，一些列入“讲课”的“要员”闻知上述两位“大员”的结局后都以有要事为由打了退堂鼓。
当然，也有卖身投靠国民党的叶青、张国焘等无耻之徒，以所谓“名流”“学者”名义前来“讲课”。学生中有闭目养神的，有画乌龟王八蛋的，有给讲课者画丑像的。叶青这个恬不知耻者竟装出一副老学究的模样，讲起哲学来，讲到哲学名词“扬弃”时，说俄语叫作“淆糊合变”，学生们插话讥讽他说：“叶青，你淆糊合变，从共产党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大家哄堂大笑。如此这般，所谓感化教育课便不了了之。
在中共上海地下学委的领导下，反“感化斗争”得到了上海社会各界进步组织和著名学者教授及家长的声援，上海反动当局不得不于当年七八月间分三批释放被捕学生。8月中旬，林维雁最后一批被释放，却被当局勒令学校开除学籍，遣返原籍衢县。
林维雁被学校除名，回到寝室，同学们争相问她：“你是民盟还是中共?”她平静地回答：“我什么都不是，我是群众。”接着她挺起胸膛，掷地有声地说：“回去我照样干，加入共产党是我的奋斗目标!”同学们以崇敬的目光送她踏上新的征途。
七
1947年9月，林维雁在父亲的举荐下应聘到江山县中任教国文，与毕业于重庆女子师大外语系的程正迦不期而遇，程夫江文焕也来江中任教英语。他们都是衢州中学同学，也是同乡。江文焕在抗战期间是西南联大闻一多、吴晗(解放初北京市副市长)的高足，曾通过秘密渠道阅读了不少马列和毛泽东著作，一心向往“跑西北走陕北”的生活。抗战胜利后，江文焕复员分配到北京大学继续攻读西语系，是“抗暴斗争”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在“五·二О运动”中担任《罢课委员会通讯》的编辑，当时已准备携妻、子进入解放区，无奈肺病复发，只得南下依靠妻子的微薄收入养家糊口、吃药治病。他们三人都是学运战线上过来的，在政治认识上志同道合。课余时间三人聚首在一起，抨击时政，畅谈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林维雁向程正迦、江文焕敞开心迹：在这里真闷死人了，我真想到解放区去，只是无路可循。江文焕非常同情和赞赏林维雁，几经交流，三人约定省吃俭用，一旦路资积足，立即北上寻找吴晗教授，通过秘密渠道投入到那没有阶级，没有压迫，自由幸福的革命圣地——延安。
八
林维雁在江文焕夫妇的鼓励下，精神抖擞，热爱歌唱的她在学生中教唱学运中的流行歌曲《你是灯塔》《古怪歌》等，校内气氛迅即活跃起来，学生们的思想感情被引入到一个新境界。
1947年10月，中共闽浙赣党区委城市工作部（以下简称城工部）派骨干党员高展携带区党委秘密文件“八·二八指示”(即《关于闽浙赣人民斗争特点与人民游击战争的指示》)赴闽浙边开辟城市阵地。高展来到浦城，了解到暨大同学、学运战友林维雁在江山县中任教，他便以行商为名，来到江山县中找到了林维雁。程正迦在操场上看到了他们久别重逢的样子，误以为“名花有主”了，回到宿舍和江文焕谈起此事，甚为高兴，立即送去花生米以表祝贺。
二人在交谈中，林维雁向高展直言在这里令人窒息，日夜向往解放区。高展深知林维雁对党的热爱、对新中国的热切期盼，便如实坦言自己来江山找她开辟革命阵地，因江山是战略要地，希望有更多志同道合的同志参与。林维雁便向高介绍了同校任教的江、程二人，他们都是学运积极分子。江文焕、林维雁、程正迦都是学运的负责人和组织者，三人曾计划一旦路资蓄足即北上投奔解放区。高展喜上心头，晚饭后便和林维雁同去江文焕、程正迦的寓所会见，在交谈中，高展发现江文焕有渊博的才识和对党的深刻认识，对他敬佩有加。几经接触，高展对他们说，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在蒋管区参加地下斗争，开辟第二战线，配合解放军第一战线的战斗，加速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灭亡，同样是光荣的革命斗争。浙江是蒋介石的后园，江山是“三毛一戴”的老巢。在这样的地区开展斗争，没有人地两熟的当地人参加，其艰难程度是难以想象的。经过高展的一席开导，他们便放弃北上计划，决意留在当地参加开辟第二战线的斗争。1947年10月，林维雁、江文焕、程正迦三人经高展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1月，中共江山县中党支部成立，江文焕任书记，林维雁任副书记，程正迦为委员。这是解放战争时期城工部在浙江成立的第一个战斗堡垒。
支部成立会上，高展严肃强调在这个反动势力盘根错节的地方开展地下工作，要特别提高警惕，注重斗争策略，如果被敌发现，必须立即转移、隐蔽。万一遭敌逮捕，必须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直至英勇牺牲。如果叛党，出卖组织和战友，会受到党组织的严厉惩罚。三位新入党的同志一致表示服从党的组织领导，遵守党的纪律，战斗不息，革命到底。
九
林维雁入党后，根据高展的指示和支部的部署，继续在师生中教唱革命歌曲，其歌词无情地讽刺了反动派的丑恶嘴脸和真实面目。又通过学生出墙报，举行演讲会，成立读书会等组织形式，把进步和革命的思想传递给师生，并带到校外广大群众中去。与此同时，林维雁积极配合江文焕在进步师生中物色、考察、发展党员。此时江文焕的博学多才被校方赏识并聘为高三英语教师，他以教学为掩护，积极宣传革命，物色进步青年。进步学生方维、何子清等被吸收入了党。此后，江山中学学生党小组正式成立，方维任学生党小组组长。
1947年年底，上级派高展去金华护送一批革命青年进闽北游击队，为安全考虑，高展决定由江中支部负责其食宿安排。林维雁等支部同志遵守纪律，只接待、不交谈，一切以目传情，顺利完成了任务。
1948年2月，解放战争已进入决胜阶段，国民党反动派在国统区的法西斯统治变本加厉，民不聊生，江山中学教职员工的月薪已拖延数月，面临断炊。江中支部立即发动罢教罢课斗争，并打着“不发工资的猪头县长”的横幅上街游行示威，得到市民的广泛支持。
1948年春“五·二О运动”上海集中营难友、复旦大学法律系高材生聂崇彬(常山人)来江中看望林维雁，在政治认识上他们完全一致，经林维雁介绍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聂崇彬回到常山，开始在常(山)开(化)两地物色发展党员，为常、开支部的建立创造了条件。随后，林维雁把聂崇彬的情况详细地向组织作了汇报，受到高展的高度重视。高展专程去了常山会见聂崇彬，聂向高详述常开两地地理人文情况特别是方志敏领导红军在这一带的战斗事迹，以及今后开展斗争的谋划，聂表示将赴沪通过关系搞一台无线电设备，架起空中桥梁，及时收发新华社的广播，在党内外传播。他们相处长谈三天，满怀信心迎接解放的到来。
十
1948年暑期前，林维雁在所任国文课的班级里出了一道《梦游新中国》的作文题，引起了校方惊恐，暑假到来即遭校方解聘。她立即向高展提出要求上山打游击，高展从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需要出发，决定派林维雁回衢县开展工作，扩大党的组织建设。
1948年秋季开学，林维雁又一次通过父亲的举荐受聘到衢县县立初中任英文教师。到校后林维雁立即投入物色、发展党员的工作。她通过旧时的同学关系，发展在衢师、衢中、雨农等学校任教的李子珍、王多祥、刘信善入党，自己提任中共江衢联合支部副书记。并联合支部在衢师物色发展对象，成立了直属衢州师范党小组。党员有许希风、王友玉、虞绍华、崔经琦、吕万海、毛以成。
同年10月，联合支部吸收张云舞、傅春龄入党，并派江中学生党小组组长方维回龙游协助工作，准备在龙游县城和乡村及汤溪县内发展党员建立党小组。
10月中旬，组织考虑到衢州是国民党衢州绥靖公署所在地，有重兵驻守，反动势力猖狂，决定派江文焕以赴沪杭治病为名，秘密回衢县，以联合支部书记身份协同林维雁开展工作。林维雁从党员杨子清处获悉国民党衢县政府民政科户籍室主任高寿华已是而立之年，单身一人，为人正直，作风正派，面对反动派倒行逆施十分不满，要求进步的心情迫切。林维雁与其交谈数次后，向江文焕作了汇报，反映了高寿华志愿加入党组织的迫切愿望。江文焕认为高寿华的入党有利于打入敌人内部，了解敌情保护好文书档案，对整个组织发展非常有利。林维雁通过接触、了解、培养后，正式发展高寿华入党，使我党在衢州的地下组织又得到发展壮大。
徐鉴泉也是通过林维雁的培养动员后发展为共产党的大学生。徐鉴泉曾在上海新闻专科学校学习，担任学生会副主席，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早年他曾参加过新四军，皖南事变脱险后多方设法寻找组织，后在家乡遂昌一带从事革命活动。徐鉴泉来到衢州后和林维雁相遇，共同的追求和理想让他们聚到了一起，林维雁介绍他入党，留在衢州，协助组织开展工作。
1948年暑假，在征得联合支部的同意后，龙游籍地下党员李子珍以“龙邱学会”理事长的名义在龙游城内开办“暑期补习学校”。参加补习的学员有100多人。林维雁、徐鉴泉、李子珍、傅春龄、张云舞等参加授课，在讲授文化课的同时，他们有机地结合宣传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教唱学运战歌，学员的思想觉悟得到很大提高。这是解放战争时期衢州地区唯一由共产党领导的文化学校。
十一
1948年10月，根据形势发展和党组织队伍扩大的需要，组织决定在衢州城内童家巷3号王多祥住处召开会议，成立中共闽浙赣区党委城市工作部衢州中心支部(以下简称中心支部)，选举江文焕为书记、林维雁为副书记(兼武装委员会主任)，委员有李子珍、王多祥、郑南轩、刘信善、高寿华等。中心支部领导衢(县)、江(山)、龙(游)、常(山)、开(化)、遂(昌)六县的党组织，并成立直属衢师学生党小组。这是解放战争时期衢州地区革命斗争的领导核心。
中心支部成立后相继建立了三个地下印刷点。第一个印刷点是江文焕秘密回衢后，设在府山内兄家的阁楼上，翻印《耕者有其田》《谁养活谁》《如何发展党员》《如何做好宣传鼓动工作》等。第二个秘密印刷点设在蛟池街高寿华住宅内，衢师学生党小组成员吕万海配合协助。每当夜深人静时，他们大量翻印《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与我们任务》以及党员聂崇彬通过杨子清接收回衢翻印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论工商政策》《告蒋军官兵书》等文件和宣传品。第三个秘密点是设在美俗坊一处极为残破，鲜有人至的平房内，党员许希风、虞韶年等负责刻印。
三所秘密印刷点把党的文件和宣传品通过红色秘密渠道送往各县党组织和组建中的游击队。
在国统区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远离党中央，远离解放区，在物质上得不到任何支持，地下工作的费用开支需自行解决。林维雁经常拿出自己的工资甚至变卖首饰等为党筹集经费。
1948年腊月的一天，林维雁派衢师学生党小组成员毛以成去金华送密件。当夜深人静时，毛以成通过古城墙的一条菜地小路，到了她的住处。她开门见山地说：“请你来是想让你去趟金华。”边说边从抽屉深处拿出一包东西。接着又说：“你到金华英士大学，找一个叫卓青的人，见了卓青后，只说你是毛梅（党内化名）派来的。”并再三强调，这包密件比生命还重要，万一遇到敌人，千万不能落到敌人手上，是要人头落地的。她考虑非常细致，接着又拿出一张刚发行的25元金元券，轻轻地说：“这钱就带在路上用吧！”毛以成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面额的钱，内心十分矛盾，带上吧，怎么能用她的钱；不带吧，又怎么出远门呢？但是，他还是把密件和钱收下来，避开衢州城的警宪和沿途的岗哨，来到火车站。于深夜1点，偷偷地搭上一辆装货列车，到了金华，住进一家小客栈，设法避开宪兵检查。黎明后几经周折，毛以成到了英士大学，推开卓青的寝室房门，卓青还躺在床上。毛以成迅即直言：“我是毛梅派来的人”。卓青从容地起来接过密件，又招待毛以成吃了早饭，并写了回信。毛以成仍旧在深夜搭装货列车，回到衢州，顺利地完成了组织交办的任务。毛以成把卓青的回信和25元金券一并给了林维雁。林维雁收好信件，对着那张没有动用过的金元券问：“怎么又还回来？”毛以成如实说：“来回都没有买车票，这钱再也没有用处了。”林维雁看他态度诚恳，才把钱收回去。
在上海的聂崇彬由于无法配全无线电组装件，复旦大学地下党组织便把一台加拿大产的五灯收音机赠送给他，将其混装在商品中，邮寄至衢成益油行郑南轩处。收音机在当时是稀罕之物，林维雁决定将收音机安放在郑南轩家，以便及时收听新华社广播，并将重要新闻传至各县党组织。经中心支部研究同意，聂崇彬借道上海，北社工作，这是城工部在浙成员中第一个进入解放区的党员同志。
此时的林维雁一改往日的素净淡雅，烫起了头发，装扮也时髦起来。她和程正迦说，这样做是为了掩护自己，在敌人的眼光中，只有穷光蛋才会参加共产党闹革命；同时她千方百计混入那些阔太太、小姐中去“附凤攀龙”，从敌人内部了解敌情，程正迦等人都为她的安危担心，多次劝她小心，林维雁只是笑了笑，说没事的！
根据上级的指示，为了开展地下工作，需要取得“国民身份证”。经研究决定，林维雁让高寿华安排吕万海进入峥嵘镇公所担任户籍工作，他以“偷天换日”的方法取得5张身份证，转交给上级领导使用。
十二
中心支部成立后，根据闽浙赣党委《八·二八指示》和城工部提出的“以学校为重点”“为农村服务”“为游击战服务”的要求，提出了“发动兵变、民变、政变、发动游击战争”的策略，开辟了“第二战场”阵地。中共闽浙赣区党委城市工作部衢州中心支部分别于1948年10月、11月开展了两次专题研讨，并提出武装斗争的问题，成立“武装委员会”，林维雁任主任。
根据上级部署，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浦(城)江(山)衢(县)游击支队”，高展任支队长兼政委。下设三个大队，浦城大队由王刚负责组建，江山大队由直属支队领导，衢县大队由江文焕负责组建。讨论决定由党员王祖康负责筹粮，郑南轩负责集资，刘信善作为内应夺取雨农中学校警使用的十多支卡宾枪，江文焕负责发动槽工夺取九华山四周国民党乡镇公所警备班的枪支弹药，武装斗争一切工作都在有序筹划中。林维雁在积极筹备武装斗争的同时，急电给在南京总统府文官处当雇员的地下党员丁慈，要求他速回衢州，另有任务分配给他。丁慈是开化人，据王友玉回忆，林维雁召丁慈回来是想在开化组建游击队。
林维雁在江、衢两地任教时，衢州绥靖公署情报处派驻在衢县邮政局的邮检员认为林维雁在对外通信中有“左倾”言辞，即刻上报情报处，该处头目遂将林维雁列为“共党重大嫌疑分子”，并设立专案，派特务暗中进行侦查、跟踪、监视。
1949年1月23日上午，中心支部在王多祥家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武装斗争问题。会议结束后，林维雁接受高展指示，回老家(樟树潭)筹备拟于二月份召开的城工部在浙各县武装工作会议。江文焕为了接在樟树潭胞妹家做客的妻子程正迦和幼子，一起回九华山麓黄蒙村，筹建衢县游击大队，和林维雁同行。他们的这一行踪被敌人发现，二人行至西安门外航船上，突遭敌人逮捕，江文焕随身带的文件宣传品和一张夹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支委名单，未及销毁，落入敌手。江文焕、林维雁被捕后，高展迅速布置中心支部成员停止一切活动，撤离衢州，进行隐蔽转移。在此期间，敌人“外松内紧”，暗中严密探查，一段时间后，离城支委见无动静，便陆续回到家中或所在学校。3月16日深夜，敌人分四组，分别逮捕了支委李子珍、王多祥、郑南轩、高寿华四人。离城十余里的支委刘信善从军统特务酒后含糊言词中得悉了敌人的动静，虚与委蛇，随机闪身离开，幸而脱险。
十三
林维雁、江文焕等被捕后，敌人弹冠相庆，认为可以一举歼灭衢州的革命组织，敌人不断地施加酷刑，老虎凳、灌辣椒水、上山吊一一用过，甚至用烧红了的铁丝刺向林维雁的胸部。这是世界酷刑史上罕见的灭绝人性的兽行，但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仍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誓死保护组织和广大党员同志。
已患严重肺病的江文焕每次刑讯后都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林维雁怒斥敌人灭绝人性。敌人又怕把江文焕弄死交不了差，就更加猖狂地轮番不断地对林维雁进行刑审。林维雁在狱中只要意识清醒，就高唱《国际歌》《你是灯塔》《你这个坏东西》等革命歌曲，一唱百应，极大地鼓舞了难友们的斗志。江文焕是政治敏感性非常强的人，他从敌人的狼狈行动中预感到敌人要败逃了，就隔墙用英语和林维雁对话，鼓励大家坚持斗争，坚信黎明即将来临。林维雁还利用暗藏的半支铅笔，在卫生纸上书写传单，为难友传递胜利的消息，“北平解放”的小条子从一个牢房传递到另一个牢房。
江文焕预感到敌人将要对自己动手，并说：“牺牲算不了什么，只是一个事业（指组建游击武装）刚刚开始，未免遗憾!”接着又说“如果有一支游击队埋伏在仙霞岭可以消灭很多敌人!”随后，林维雁从狱中传出小纸条，要求父亲设法把她写的《等待》一诗交给挚友聂崇彬，诗的最后两句是“等待，等待，黎明即将到来！”
十四
1949年3月，国民党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亲自签署了“秘密处决”林维雁等共产党员的文件。4月中下旬一天的深夜，在特务的监督下，敌人一个武装排的士兵将林维雁等六人从国民党衢州地方法院押出，经十字街头出东门外一处事先挖好的土坑旁，先用刺刀向他们捅刺，随后把他们推入土坑中铲土活埋。六位同志光荣牺牲，史称“衢州六烈士”。此时距衢州解放还不到半个月，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新中国的成立，为了衢州的解放，六位烈士血洒黎明，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十五
中心支部遭到敌人破坏后，战友们前仆后继，组建了三支游击队，江山游击大队直属高展领导，发动党员献枪献金，成立龙游地下中转站，通过秘密渠道把武器和物资运往竹子林根据地，并建立了完整的情报系统。游击队制定了政工制度，以县中支部党员为骨干，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相结合，在成军过程中强调人民军队铁的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开化游击队是林维雁被捕前由衢师学生党小组成员许希凤、毛以成、王友玉通过联络开化地下党员郑士魁、丁慈等人组建，王友玉卖掉一只金戒指资助，其它一切费用都是在“变敌所有为我所有”的指导下汇聚而来。这支队伍是在具有军事经验的郑士魁的指挥下成长的，为了取得与上级的联系，毛以成独自跋山涉水上怀玉山与皖浙赣游击支队取得了联系，只是当时通讯不发达，开化游击队的情况无法向高展汇报，失去两支游击队的联系和共同对敌斗争的战机，成了历史的遗憾。
此时，江山与开化两支游击队拥有250多人，几乎每人都配备了枪支，经历战斗10余次，摧毁国民党乡(镇)公所8处，缴获长短枪200余支。1949年4月下旬，开化游击队发动一千多名群众携土炮攻击二门，手持大刀标枪和鸟枪，高举火把，大声呐喊，配合游击队一举攻下开化武装警察盘踞的金村乡公所，生俘警察40多名，局长一人，缴获长短枪70余支。
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遵照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下达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这一文件指示，百万雄师渡长江。23日，南京解放，解放军乘胜追击；5月3日从皖南进入开化；5月4日，游击队配合解放军第18军解放开化；5月5日，常山解放。5月6日江山游击大队120余人在高展的指挥下集中到竹子林根据地，整装开赴大陈与中国人民解放第16军46师136团会合，高展与团领导共同研究制定攻城作战计划，激战约两小时，我方伤亡人数不到50人(内游击队员重伤1人)，俘敌5000余人，缴获汽车500余辆，活捉敌师长二名。当天傍晚，解放军与游击队解放了江山县城。5月6日，毛以成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6军47师139团解放衢州；5月7日龙游解放。5月8日遂昌解放，刚成立的遂昌游击队根据群众的举报，搜集残敌溃北时丢下的重机关枪等武器弹药移交给解放军。
至此，衢属各县全境解放。为巩固人民政权，中心支部所属130多名地下党员配合部队南下干部踏上了新的征途，奋勇前进。
十六
1983年6月，民政部追认江文焕、林维雁、李子珍、王多祥、郑南轩、高寿华等为革命烈士。
（本文系根据高展、程正迦、林维凤等同志的有关回忆文章综合而成。执笔：崔经琦）
崔经琦（1929.8.11——），男，衢县大洲人。1948年毕业于衢州师范学校简师部（四年制）。同年10月参加中共闽浙赣区党委城市部衢州中心支部地下工作，成为正式党员。解放后，先后在衢州市及下属县公安、教育、科协等部门和中小学校工作。1990年离休，先后被评为省、市、县“优秀共产党员”、“衢州市优秀老干部”等称号。离休近三十年，为市、县各学校近两万名学生讲述了革命传统故事，撰写革命先烈事迹、武装斗争纪事等近二十万字材料，其中《风雨当年——城工部在浙江的革命活动》反映了衢州地下党斗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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