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记看望四川省文联原主席、巴金的侄子李致先生
陈诗斯/文
李致先生是巴金的侄子，他的祖籍又是浙江嘉兴，亦担任过四川省文联主席。显然，恰是我想寻找的浙江在巴蜀的贤达，也是我想追寻的那些俊彦背后的故事，来见证走进巴蜀的浙江人创业的成就。
李致先生
巴金先生，我是高山仰止。1975年，我姐曾带我去过上海的长乐路，看望父亲的老战友姜彬叔叔（曾任上海作协党组副书记）。聊天间，姜叔为勉励我们年轻人，而借巴老写作逸事，要求多读书多习作，时日积之，必有所成。
从此，巴老形象首次印在我脑海里，影响着我不断去努力。13年后即1988年，我入川工作，亦去寻找巴金先生的故居旧址，也到过百花潭公园的慧园，至于家族史什么的，当年知之甚少。
想做什么事，就有什么朋友。去年，我有幸认识了戴季陶外侄甥女万郁文女士（青羊区作协副主席），她与巴金的李氏家族有联姻。从她那里，寻访到巴金的亲侄子李致先生。我稍作打听，方知他在四川文坛，赫赫有名，蛮有声望。
一、嘉兴根脉在传统文化中，我们的民俗，是崇尚宗族祖先和讲究家族根脉的。这种宗族的根脉，既是与生俱来的血亲，又是维系族群亲情的根基。在宗族世传中，是以姓氏为“根”，以子嗣为“脉”，世代蟠根走脉，历久弥新。
李氏家族是从浙江开枝散叶，远走四川而来，不仅拥有了浙江人的根脉，还秉持了俊贤的基因。这些历史过往，都在李老耆宿记忆中，有些鲜为人知，却是我想晓得的。
2002年9月27日，李致等回嘉兴探亲，在仰甘亭留影。从左起：李致、李济生、李国煣、李小林
去年12月8日，正值从北京回蓉的郁洁（央视工作）和王羊（国家一级演员）夫妇俩，想趁闲去探望长辈李致先生。经万郁文姐妹联络，捎上我这位“浙江老乡”，一同去李老家走“亲戚”。大约下午三点整，叩开李老家门，他的女儿热情迎接我们。
我们进了屋，李老已在等候，招呼落座沏茶。或许，李老知道我的来意，拉着我倚他而坐。为增加来自他家乡的亲情，我先送上《巴蜀记忆》文集于他，他甚喜。我又代表浙江老乡和嘉兴商会，向他表达了来自家乡的亲切问候！并介绍自己曾在巴蜀工作，现想研究两地人文，他更喜。言语间，我觉得李老对嘉兴这块祖籍的故土，有如此深厚的情感，真让我好奇呀！
李致题词
当然啰！李老先与郁洁夫妇寒暄。然而，李老话题一转，脸转向我，说：“我今年九十有二，李氏祖先来巴蜀，至今已有二百余年了。每当填写籍贯，我们都填写‘嘉兴’，并以嘉兴人为荣。”就这样，我们茶叙了三小时，李老有时笑得像个孩童，有时谈得兴致甚高，始终意犹未尽。
细心算来，非常巧合。李家先祖进川时间，正好是西方国家工业化始于崛起，中华民族却由盛转衰，最终导致近百年落后挨打。在农耕社会里，李氏家族生活在巴蜀，可言精英辈出，子嗣拔萃，能文至官宦，能武至领军，能商至贾资，曾经有过辉煌，也有过衰落，听起来让人如梦如幻，觉得是一个尤为神奇且可点可赞的族群。
说真的，从李老的家族史看，让人看到近现代浙江人在巴蜀发展的粗略脉络；也看到他们在这块土地伴随着民族的兴衰变迁，经过了岁月的洗礼，有了不平凡的跌宕起伏，显示出时代莫测的人生色彩。
据李老的儿子所著《巴金家族史考略》的记载，李家祖上世居浙江嘉兴，住在蜿蜒的甪里街上，靠近万里堰桥一带。在巴金百岁华诞那年，嘉兴市政府在此修建了“仰甘亭”，以志永念。
2020年12月8日，笔者看望李致先生（左一）
亦载，先祖李文熙在嘉庆二十三年（1818）入四川，奠定了李氏家族在川的基业，开始了近百年的官宦世家，从此数代沉浮于蜀地宦海，显示了数辈杰出理政的才华。
早年，李文熙离开嘉兴来到北京，投奔了兄长李寅熙，后辗转去山西，聘为马氏家庭私塾，在其儒学教化下，门下子弟中举甚多，马家为感激他育子之恩，捐得一个下层职官（照磨）。是年，已年逾半百的李文熙，举家来到四川射洪县，任职青堤渡盐场大使。然后，亦历署崇庆州同、射洪县和屏山县任巡检，卒于任上。
李文熙育有三儿子，分别为长子璇、次子玑、幼子璠。李将次子玑，过继给北京兄长李寅熙。长子李璇育有两个儿子，分别叫李洪钧和李忠清，在李氏家族中，被称“老大房”和“老二房”。李洪钧（老大房）历署名山、彭水等县。
但在李氏先人中，以李璠和李忠清（叔侄俩年龄接近）军功显赫，尤以忠清为最，朝廷曾赠三代一品虚衔。在李忠清“功成名就”后，曾在嘉兴府的塘汇镇“光宗耀祖”，出资修建了李家祠堂。
史载，巴金曾祖父李璠，十五岁丧父兄，其奉母张氏居宜宾。早年，其在县试名居第一，但清朝有制度，考生须原籍参试，因嘉兴原籍，千里迢迢，故不得己，而放弃考试。
后入南溪知县唐炯幕府为僚，于咸丰十一年（1861），川滇边界叛乱，其遂率兵击退“滇匪”，从此走上仕途。历署筠连、兴文、富顺等县，亦实授定远知县，其卒于任上，朝廷赠予二品虚衔。李潘育有一子二女，儿子叫李振镛，后改为李镛，族称“老幺房”。
此《寒林图》为王宸七旬高龄时临摹的名画，曾是李镛珍藏品，后流传法国
巴金的祖父叫李镛。他历任宜宾、南部、南溪等县知县，到光绪二十年（1894），其“告归林下”，买了不少田产，置修成都李氏公馆（东院），收藏诸多古玩字画。此间，李氏家族“老大房”（李洪钧）育有一子，即李道源；“老二房”（李忠清）育有一子，即李道江；“老幺房”（李镛）却育有六子三女，其中长子李道河。
是年，东院公馆最长者是李镛，在巴金小说《家》《春》《秋》中，成了作者笔下的高老太爷的原型。
2020年12月8日，笔者与万郁文（右一）一起看望李致先生（左一）
巴金的父亲（李致的祖父）李道河，曾考入四川官班法政学堂，并以官班最优等毕业（官班六十名，分正与佐各三十，均从全省一千一百人中筛选考取的）。
宣统元年（1909），出任广元知县。辛亥革命前后，在劝工局总办周善培（诸暨人）的推动下，创办了成都劝业场。从此，李道河离开官场，进入工商界，成为劝业场的要员。宣统二年（1910），劝业场改名为商业场，李氏家族多有投入（资本最多者为李道江），成为商业场的大股东，名义上由李镛担任董事，实际由李道河“总理”事务。
当时，李道河喜好京剧，曾入股成都会府东街最早的公共戏院“可园”。早年，李道河娶了比其小三岁，浙江裔的陈淑芬为妻，生四子五女。1914年陈氏病故后，李继娶江西裔的邓景蘧（李致的继祖母），又生育一子一女。民国六年（1917），李道河先于其父李镛，病故于成都。
成都劝业场
此间，是李氏家族最为人丁兴旺、最为人才辈出的鼎盛期，在成都有两处李氏公馆。一则在成都东珠市巷李家公馆，由“老大房”或“老二房”（均为李璇后代）所修建并居住，门朝东珠市巷开的，史称西院；二则在正通顺街李家公馆，由“老幺房”（李璠后代）所修建并居住，门朝正通顺街开的，史称东院。
当年，李道江官衔为四品道员，地位显赫，同为相邻的李家公馆，相比西院（东珠市巷）更为豪华，故称“北门首富”。
李致的生父，名曰李尧枚，是巴金（李尧棠）的长兄。在李老回忆中，其父亲是“老幺房”的长孙长子，虽从小很聪慧，学校功课好，颇有深造潜力。却受封建家族思想影响，被祖父李镛安排，让其早早娶妻生子，当了成都商业场的职员，担负起宗族一房重担。
李致的父亲违心持家，虽能左右逢源，但仍众口难调。期间，他筹资支持三弟李尧林和四弟巴金到南京读书，又力挺巴金去法国留学，并祈望他俩学成回归，兴家立业。
这年，李老的父亲持家日渐艰难，分家拆产，田产减少。他为增加收入，创办“启明书店”，因择人不当，投资失败。继而，亦以田产抵押贴现，获取差额赢利。不料1929年，西方发生经济危机，工业产品过剩，英美金币贬值，影响中国银元稳定，致使成都几家银行倒闭。顿时，直接造成李家的破产，导致亲友纷纷上门要债。其父考虑家族“养命根源”，瞬间化为乌有，觉得愧对全家，于1931年春服药自杀。那年，李老才一岁零三个月，家庭由此衰败。
不过，在家庭的变故时，巴金已离开了成都。巴金是1904年生于东院公馆，到1923年其离开成都之前，李家进入四川，已有一百余年。这时，东院仍然由巴金族人居住，而西院已租给英国领事馆（系老大房、老二房旧宅）。但时势使然，李家呈衰败，直至四年后，1927年搬出东院。
至此，李氏家族从李镛始修东院，到搬离前后居住了30多年。而巴金出生于斯，青少年长于斯，他见证了宗族的繁盛与衰落。这才有了他生活的实践，才有了其笔下西蜀民宅大院，才有了《家》文集里的书香味。
20世纪20年代正通顺街的李氏家宅大门（东院）
二、浙江恩泽李老对李家史，与我谈得不深；但对浙江的“恩泽”，他倒是记忆犹新，却谈得甚厚。这对于我，岂不是逸闻趣事。是年，川浙路遥有千里，往来亦是何等艰险。何故？让李老念念不忘，我甚是好奇，欲弄清因果。
话说当年，家业中落，李老虽尚小，没那么的刻骨铭心，还是影响到他的成长。他父亲逝世时，留下银元仅16块，却留下了权益债务，且全家人还得生活，都压到了其母亲身上。所幸，李老的继祖母为家庭，卖掉了她陪嫁来的80多亩赡养田产，还了债；还用家里诸多珍贵的字画和实物，抵了债。欠债虽还清了，但全家毕竟有十一口人，日子还得过下去。
幸亏，一些好心的亲友送来200余银元，李老的母亲把它放出去收利息，补贴家用开支；这时，李老的三爸李尧林（四川称父亲弟为爸）燕京大学毕业，在天津南开中学当英文教员，其毅然挑起全家的生活供养，每月按时寄上自己大部分薪水，持续数年，不幸英年早逝，年仅42岁。
20世纪40年代初期，巴金（四爸）两次回成都，目睹家境艰难，主动承担供给。
李老清晰记得，那年他们姐弟岁小，还不觉失去父亲的不幸。到日寇侵华，天津与四川交通中断，三爸的汇款不能达，全家生活无着，直至陷入断炊。此时，靠变卖各种遗物；靠其母亲绘画刺绣；靠做些豆腐乳、豆瓣酱，邻里熟人买些，艰难地度日，养活着一家人。另其母亲“请会”时，时而拿到“头会”。即亲友间相互拆借，解决一时资金短缺。
李老的母亲叫张和卿，生于昭化知县门庭，自幼聪慧过人，既会琴棋书画，又深知耕读传家。因而，不管家里多么困难，仍坚持供养姐弟读书。李老日渐岁长，开始明白事理，体恤起母亲莫大的痛苦，体贴起家庭生活的艰辛。
李老是母亲的独子，年少时，颇得母亲宠爱；上学时，亦得姐姐们的呵护。先期，他在华阳县的立骆公祠女子小学读书，因三个姐姐都在此启蒙，且初小则男女生兼收，可随同姐姐上学，减轻母亲的负担。略长，就读成都北门外的踏水桥小学，每天与其四姐一起，要跨过倒塌的城墙缺口，行走四五里路程。
20世纪40年代初期，李老高小毕业，正值巴金回成都，将其送到私立学校，高琦初中住校就读，学费由巴金供给。初中毕业，李老考上华西协合高级中学。
话到此时，李老谈到浙江会馆，曾经在学费上，给予他捐助，时约有一年半。这就是李老始终难忘的“恩泽”，至今仍然牢记着浙江会馆。
1946年，国民党政府为浩大内战军费支出，不得不大量印纸币，来抵消财政赤字急增长，导致通货膨胀，纸币贬值。由此可言，战前币值能买头牛，过后仅可买只鸡。这时，虽然李老的大姐、二姐、三姐先后学校毕业，担任小学教员，有了微薄的薪金收入，能缓解些家庭的困难。但是，教师职业的不稳定，时有时无，家境依旧艰难。
是年，浙江会馆则有助学的善举，凡浙江子弟考取中学者，家中有困难的，均可给予学费捐助。因为，李老祖籍系浙江人，符合享受会馆的捐赠。
之前，我只知重庆有浙江会馆，不曾想到成都也有。经李老提及，我甚喜，速问当年馆址。可能问得急，李老一时答不上。此时，万郁文走近李老，说：“他在收集资料，想请李老您题个词。”我马上接过话题，说：“我们浙江正倡导乡贤文化，李老您既是巴金侄子，又是我们浙籍贤达，我想请您老题词，对嘉兴乃至浙江人民说句什么话。”
李老没深思，一边说：“好呀！”一边让其女儿找写字用的眼镜。准备就绪后，在我拿去的册页上，题写了“我从小受浙江的恩泽，永远不会忘记浙江嘉兴！”亦让其女儿取来新刻的印章，非常认真地在落款处盖上。
妙哉！我看了不光欣喜，且甚激动。不仅仅看到李老对家乡嘉兴那份深厚的感情，而且还提到浙江会馆的捐赠，那些义举是多么真切感人的场景啊！
这个题词背后的故事，恰恰亦触及到我们当下的思考，浙江在成都有诸多的商会，都有一个未来发展问题。当想到这民国前的浙江会馆，可否得到“求实鉴用”的启示，去作探索与研究。
李致先生题字
三、会馆仁厚
我国的农耕社会时代，朝廷是以儒道育人，以德仁治国。据地方志记载，成都的浙江会馆，在其治会的方略里，既有仁厚善举，又有接济贫困者。当时，会馆捐赠虽钱财不多，但对李老却是“久旱甘露”，惠及到他完成学业，令其始终难以忘怀。
至于浙江会馆的由来，我想去尽量挖掘它，让大家能了解这段历史。万郁文陪我去四川省社科院，拜会历史学者苏东来先生，探究了四川境内会馆文化的由来。
成都嘉兴上届领导班子合影（2012年11月26日成立）
据了解，在旧成都有条街，名叫金玉街，还有个名称为“三道会馆”，即指广西会馆、浙江会馆和仁寿宫的三道馆宇。
在这三馆中，以浙江会馆规模最为恢宏，大殿亦配殿，戏台亦厢房，雕梁亦画栋，具有鲜明的江浙与巴蜀建筑风格融合的特色。该街馆的原址，大约在纱帽街与红星路间，即江南馆街的北侧，交汇于南康市街。现在的旧街址，早为林立高楼湮没，被繁华商业替代，但依然能读到有些念旧的文章，仿佛还在我们浙江人的眼前。
乍听，金玉街的地名，像似跟卖金器或卖玉器有关，真没想到，其名还涉及到浙江会馆。在清代，江浙文风盛行，浙江有三多，即文人多、学校多、及举进士和状元的多。因此，每逢科举考试，江浙人中试者，均明显多于他省。
自乾隆（1736）年间，筹建浙江会馆后，仍秉承子弟勤奋耕读，鼓励以功名取士，光耀乡里。因此，凡有浙人中举或副贡者，即刻其名于匾额，高悬馆内，以彰学士。长年累月，历有增多，为文士羡慕，便有了“金玉满堂”之誉。在各地会馆中，尤显突出，后之以“金玉”名街。
浙江人广结豪杰，善积钱财，广置田产，积年累资，富甲一方。然而，在乾隆年间，由浙籍旅川的乡绅贤俊集资，修建了成都馆舍，设立浙江会馆。
亦在1840年上海开埠后，洋货洋资涌入，浙江商贾入川渐增，会产捐赠日愈增加，会馆资产积年扩大。在四川，虽陕西会馆建于康熙二年，早于浙江73年，但浙江会馆的美誉，不比其逊色。
这时的会馆，不但能凝聚旅川乡人，还有诸服务和惠及乡人的功能。尤其馆内设施齐全，方便来往客栈投宿，诸如外放宦游，幕僚来蜀，均过往旅居。在巴蜀的浙人，从各地来蓉，歇脚切磋事务，或在此敦叙乡谊。闲暇节日，乡人同聚馆堂，传递家乡信息，倾吐思乡情绪。在浙江本土宗祠文化中，鼓励男儿启蒙教育，均能得到宗祠资金，给予支持。这种习俗，也随士绅带传入巴蜀，成了浙江会馆对子弟教育的善举。
据李老回忆，浙江会馆还办有学校，取名为浙蓉中学，地址大约在华西坝。李老的表叔曾在学校教过书，学生来自浙川两地均有，皆须交纳学费。不过，浙籍学生有困难，就享受免交或捐助。
据载，浙江会馆在成都还有块陵地，专门埋葬浙籍旅川的人氏亡者。此事有《浙江义塚碑记》的碑文记录，其文如下：朝以德美治天下，深仁厚济沦浹群生，乃於枯骨胳胔掩埋之，春秋杞孤之，條政行於上，化洽於下。此碑文，真实地记载了会馆所做的善事。
万郁文亦予佐证，谈及其母亲的父亲是万郁文的外公戴传薪（戴季陶长兄），到湖州祭祖后，在江南办完事返川。当时正值盛夏，天气炎热，因路途遥远，水路乘船，亦转旱路山道，感染上病疾。回成都后，患病不治，不幸逝世。因事发突然，家人无措，就将灵柩暂厝会馆，后置地安葬。
岁月不居，沧海桑田。不管是李老经历口述，还是史料记载，都证明在蓉浙江会馆的足迹。新中国成立初期，会馆先为驻军所用，后所有资产收为国有。
虽说从2002年后，浙江在川成立诸多商会，有的置有办公场地，多数是租或借用的。就商会功能和作用而言，与古时会馆大不相同，但惠及乡人的义举，仍有借鉴的现实意义。
据推算，浙江在蓉建会馆，至今已有214年，存世始末有142年。从历史来看，浙江会馆之所以让人难以忘怀，想必它不仅提倡了爱国爱家的理念，还谋划了“有恒产者才有恒心”的举措，让众同乡人或同会员能感受这种“恩泽”的温暖。要做好这样的事，在当下我们商会中，既有意义亦有难度，也值得我们去务实探索。
嘉兴“仰甘亭”
四、世守书香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李老怀念祖籍家乡，应该源于其文化基因。为此，李老极赞赏其儿子，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查清了整个家族的发展史。
他说：“儿子是学物理的，现在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执教，为电气与计算工程学终身教授，却对家族史研究比我还深透，且编著出版了《巴金家族史考略》文史书集。”
于是乎，我也很荣幸，读到了这本书，果然史料详尽。
李老的祖籍嘉兴，在明清时，就有“人文之邦”的美誉。
这块土地的民间文化，可谓传吴越之风采，承楚汉之余韵。不光教育发达，学风兴旺，以至于有官学、书院、私熟众多，使得科举出身的士人，多有车载斗量。虽说这里有着“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民风，但在家族中深植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理念。
李老祖先就带着这种耕读理念，走出家乡嘉兴，在京城广结贤达，开始了李氏族人“芳草生涯”，成就了家族在巴蜀二百余年的“世代书香”。
据嘉兴李氏一脉入蜀考，自入川到辛亥革命前，先后有93年，虽在科举受清制所限，但宗族儒学教化，其依然仍有方略。培育出不少贤明良知者，成就了数代的官僚，在入川宗族中，是极罕见的。李氏家门还善诗文能书牍，且著述者甚多，可惜存世极少。
据考，现存有李文熙所著校注嘉应戊寅版《鉴撮》（旷敏本编）、李镛所著的《秋棠山馆诗词》、李道溥所著的《箱根室集》。
在封建社会里，李家思想偏保守且传统；但在辛亥革命后，明显趋于开明新潮，送子弟去海外留学。据考，去日法求读的有李道溥、李道洋、李尧采、李尧楷、李尧棠等人，其后都成为科技、法律、文学等有用之才。如李道溥旅日学成回国，在四川法政学堂授民法概论与民法继承，成为当时成都赫赫有名的挂牌大律师。
清朝，往往达官贵族的大家庭，厚习文亦重科举，男性耕读儒学，以求科举，走上仕途。清制规定：除科考返原籍外，做官则不得在本地。这样，即使中举后，男士要到外地做官。于是，家庭中承上启下的子女教育，就落在主妇的肩上。
因此，在旧式大家族里，格外重视选媳择偶，尤其对女方的品德和才学，更为看重。然而，李家的女性主妇中，有才学者颇多，能诗善文者亦不少。不过，由于历史悠久，诸多手稿遗失，存世著作很少。
1907年，巴金外祖母全家合影。巴金母亲张和卿（后右一）和巴金外祖母张黄氏及怀中巴金（前左一）
据考，李镛原配夫人汤淑清，咸丰六年（1872）生于四川宜宾，祖籍江苏武进。自幼工诗词画，师承外祖母赵书卿及三叔祖母陈季畹，室号晚香楼。其诗词被编为《晚香楼集》，亦光绪三十四年（1908）刻本《晚香楼词稿》。
李镛继配夫人濮贤嫏，善工诗词画，室号为意眉阁。其精于诗词，同为濮氏家族文湘、文绮、贤妲四闺秀，被著录于多种诗目。其所作《蝶恋花•咏蝶》脍炙人口，被收入《南京诗文集》。
其所著诗词被编为《意眉阁集》；亦光绪三十四年（1908）刻本《意眉阁诗词稿》。李镛幼女李道漪，巴金小姑姑，光绪十二年（1886）生于四川。其自幼工女红，喜诗词，室号霞绮楼。所著诗词被编为《霞绮楼仅存稿》。以上三位诗词存稿，均合刻于《李氏诗词四种》文集存世。
人是受环境影响的产物，其早期最易受原生家庭的影响。李氏一门书香悠远，辈出饱学之士，且文学濡养高，文采亦斐然，子嗣成长均受耳濡目染。
在新中国成立后，李家在政坛或文化界，尤巴金先生和他的侄子李致先生，更显卓绝。巴金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李致曾任四川省政协秘书长、四川省文联主席。他们秉承了嘉兴李氏家族的文化基因，又深受到巴蜀文化的影响，成为了时代的杰出人物。这既是我们走出浙江人的佼佼者，也是我们走进巴蜀浙江人的卓越代表。
巴金先生全家
巴金先生出生在成都，1920年考入成都外语专门学校，受“五四”新潮思想影响，加入进步青年组织“均社”，并在《半月》刊上发表《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文章，时年才17岁。
其在1923年离开成都，先后去上海、南京求学，又于1927年1月赴法国巴黎求学，1928年12月回上海。从此，他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
对于任何作家的作品而言，历史才是所有作品生命的试金石。在上世纪20年代后，在那场文艺复兴运动中，涌现了诸多思想进步的著名作者，对我国现代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那时，中华民族处于封建社会，亦受尽列强欺凌，国家积弱积贫，需要民族复兴，需要社会变革。于是，他们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而新潮的作品，用文艺复兴来唤醒大众，确实在当时起到了光芒万丈的伟大作用。同时，也有泥沙俱下，众声喧哗的激进声音，哪些非黑即白的思想意识，为日后社会的变革，留下了无穷无尽的后患。
纵观巴金先生一生作品，就其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不光在战火纷飞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代，都没有世人非议或诟病，至始至终激励我们的中华儿女，去树立爱国爱家的情怀，去秉承求是务实的良知。正如巴老所说：“只要有少数几本作品，还可以流传一段时候，我心中的火，就不会熄灭。”
据李老《茶楼“风波”》一文记载，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曾会见巴金时说：“在延安做过调查，不少知识分子去延安，与读过《家》有关。”这是可能的，当我研究浙东革命史，去探究父亲这代年轻人，为何能抛家舍财，且不怕牺牲，而参加浙东抗战呢！读到父亲的回忆录和笔扎时，同样提到受巴金《家》等著作的影响。可想而知，当年作品是多么深入青年的心，且又转化为爱国革命的动能。
诚然，在新民主革命时期，他所著的《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抗战三部曲》等作品，带有强烈的自传性和思想性，既浓缩社会现象，揭示落后制度，批判封建专制，反映时代趋势；又传承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讴歌了青年们的觉醒与反抗，激起民众昂扬激越去奋进，唤起社会洗涤血液去革新，展现文字艺术高雅亦优美，可言是镌刻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文化瑰宝。
巴金先生全集
巴老又活过了浩劫，他所著的《随想录》文集，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力作。作品通过对其自己的检讨，以罕见的勇气“说真话”，显示出他人格的伟大，去重新唤起文人良心的脊梁，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一座丰碑。
作品发表后，一时风靡，洛阳纸贵。还为中华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倡导建立现代文学馆，得到社会积极响应，体现出一位现代著名思想家和文学家的忧国忧民的胸怀。
李致先生著《我的人生》
李致先生生于1929年，青少年时期，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组织破晓社，多次参加“反内战”的学生运动，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共青团系统工作，长期从事文化出版工作并先后担任几家总编辑职务，还在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政协、省文联担任重要领导职务。
李老从少年起，直面了抗日战争，亲历了解放事业，经过了社会革新，历经了“文化革命”，还参加了改革开放前期工作。可以这样说，他的一生，饱经沧桑，久历世事，不仅从学生地下党员到稳健进取的文化官员，又从文艺爱好者到秉直勤奋的作家。
李致先生儿子著《巴金家族史考略》
李老这样对我说：“巴金老人曾建议他，公职在身时，不便畅所欲言。故尔，到60岁离职后，先后出版了《往事》《回顾》和《昔日》等文存。2014年，又在所写得一百多万文字中，挑选编出十多万的文章，出版了《往事随笔》散文集。”
他亦说：“1942年，巴金已发表了《家》《春》《秋》后，回到成都时，曾为李老在书上题词：‘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
当年他仅13岁，这句‘讲真话，做好人’的话，一直影响了他的一生。”
翌年，李老14岁，他就读的高琦初中校庆，校刊选登了他的《偷营》作文，这是其第一次看到铅印的自己文章，不仅兴奋不己，而且有了文学的爱好。我认真阅读了李老的文集，在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他们叔侄间的亲密关系，心思相通；在风格上，接受了巴金先生所倡导“说真话，把心交给读者”和“最高的写作技巧是无技巧”的创作思想。
虽说李老有“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传达即文章”的才能与追求，但在写作上，真正要做到讲真话，楞是很难的事。尤其是政治运动中，或混乱年代里，在涉及对人的问题上，李老说：“不仅要与外部环境作斗争，还要与自己内心作斗争；在斗争方式上，始终秉持厚道，于人于己于事，务求真实，不做修饰。”
在他的《往事随笔》文存中，体现了一位革命知识分子，坚持把理想信念与自己的历史担当结合起来，把个人叙事与社会变迁的实践结合起来，用这几十年人生的智慧与阅历，成就了这一鲜活的、真实的心灵史和成长史。
为此，李老在2009年获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从事文学创作六十年荣誉奖章和证书；亦在2013年获“巴蜀文艺终身成就奖”。
2002年9月27日，李致先生等亲属回嘉兴省亲，与时任嘉兴市副市长黄兴华合影（黄兴华右一、李致右二）
五、桑梓同心李老对于嘉兴，他没有生活过，也不会说“吴侬语”，却有溯源之情，祖望之怀；对于四川，是他成就人生之地，有着绎思之念，守望之爱。然而，对于浙江与四川，都有他的先祖足迹，根脉相连，可谓桑梓同心，手足情深。
他曾在2002年9月27日回家乡探祖，看望了祖籍旧址，了解了家族史迹，还受到嘉兴市政府黄兴华副市长接见，磋商了有关以巴金名誉的文化项目。谈到这些，李老记忆犹新，情深意切。
当然，李老见我这位“川浙通”，想了解些浙江人在川情况。我也想借此机会，向李老作些介绍。自改革以来，浙江在川经商最少有30万人，四川在浙经商或打工约有260万人；近十年来，因市场变化，两省有不少人返乡了，能在当地生存的，将永久留下了。
从古往今来历史看，这几十年的人口迁徙，除抗战逃难外，是最多的一次。这些生存下来的浙江人，多数是产业在四川，生活却在成都，可为安居亦乐业。
目前，嘉兴在川经商有5万人左右，连续投资约有700亿。有巨石集团（在青白江区投资了32亿元）、海宁皮革城（在成都投资了13亿）等一批知名企业落户四川。2012年，在四川成立了嘉兴商会，从此，旅川的嘉兴人有了自己的家。
2015年10月，成都嘉兴商会参加“嘉兴行”活动，时任嘉兴市委副书记、市长林建东，时任嘉兴市委副书记胡海峰接见异地嘉兴商会会长合影（前排左七林建东市长，前排左五胡海峰副书记，前排左六谢培杰）
李老既是清朝移民后裔，又是老一辈革命者。对于这些时代变迁，我们在交流中，都是感同身受、赞叹不已的。在历朝历代，我们是走出浙江的，不是科举官宦，就是戍疆军士，虽说有商客远贾，但人数相对少些。
近数十年来，尤其是早期闯四川的，大多数来自浙江农村。他们依靠自己的勤奋，闯出了一片天地，成就了一番事业。如此巨大人群，可是空前绝后的。只有在伟大的时代，才有这人类史上文明的大迁移奇迹。
2019年9月，成都嘉兴商会向大邑县教育局捐资助学（左一杨学文局长，右一谢培杰会长）
在成都，浙江人皆有良好的口碑，作为家乡人的李老，也是引以为豪的。因我见证了川浙经济合作，就向李老作了介绍。
浙江省各级政府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推动和引导企业开拓四川市场；自1997年开始，中央确定浙江对口帮扶四川，亦以四川省开展“对内开放”的契机，推动浙江企业投资四川，鼓励在川建各类专业市场，办各种品牌产品分厂，兼并当地国有企业，掀起了持续一度地产业、金融业、服务业等投资四川的热潮。
到目前为止，浙江连续投资四川不少于8000亿，当地安置劳动力约200万人。
在落实中央东西部协作中，浙江省组织过三次大规模行动，且均走在全国的前列。一则1997年对口帮扶广元、南充两市12个县区，持续十几年时间；二则2008年抗震救灾，援建青川县，浙江全省援建资金超百亿元，其中政府直接投入87亿元；三则2018年东西部协作，援建四川40个贫困县，浙江投入财政资金48.6亿元，撬动社会资本40亿元，多渠道扶贫销售超124亿元，社会捐款物近8亿。
在第三轮合作中，浙江选派了近百名公务员，嘉兴选派了8名，负责九寨沟、黑水等4个贫困县。这三次行动，历时有24年，带动一大批浙江企业落户四川省。如哈娃娃、香飘飘、纳爱斯、青春宝、中兴纺织、新财印务、巨石集团等等。
李老听得认真，他说：“真没想到，浙江在四川做了哪么多好事，听了甚喜。同时，也让我感到震撼，我们有举国体制，有制度优势，能调动和组织起社会力量，集中财力办大事。我现在作为四川的离休干部，从心里敬佩我们的浙江人，为四川的脱贫攻坚和川浙东西部协作，做了如此扎实的工作。”
李老不光熟悉文化工作，也关心文化建设。我亦就商会搞乡贤文化，与李老进行交流。现在，浙江重视乡贤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参与者多，影响面广，搞得红红火火。
在四川，我们商会也在探索乡贤文化，通过挖掘与宣扬两省人文往来，增加会员企业的爱国情怀，由此来提高商会的凝聚力，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发展。为此，我们希望李老及族人能关心并参与，共同弘扬两地乡贤文化，而贡献本家族的文化智慧。
我与李老的见面是短暂的，但李老所讲述的家族变迁和励志精神，却深深地打动着我。这些故事，我想应该让更多走进巴蜀的浙江人了解，就是这块土地，养育和成就了我们浙江裔的世代贤俊。
定稿于杭州家宅2021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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